救世情结

 

 

九年前,我前往藏地求学,耳边充斥的是“曾有仁波切授记藏传佛教将于2003年大弘于汉地乃至全世界”的言论,当时的反应就是“不见得吧!”;九年后,我回到内地,教界的现状并没有如期所预,这令我想起绝大部分人在儿童时期的种种伟大梦想,以及很多青年僧人初发心之时的豪言壮语,等到他们稍通人事或出家年数稍长,都会觉得当初的梦想与誓言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浪漫,多么的不切实际。虽然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梦,但那只能算是说说而已的梦。

因为,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的广弘民间,深入人心,决不是短短的几年以至几十年所可期许的。就拿佛教本身而言,传入中国至今二千余年,其间经历了与中华本土的儒道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磨合、相互交流,乃至最终的相安无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几经法难。这是本土文明对外来文明接纳的必然趋势与过程,决非一蹴而就的事,除非是宗教狂热者们的浪漫幻想。

至于现前,藏传佛教向汉地弘扬的起点与重点仍在教理文字,而且翻译与演绎的数量也都相当有限,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及工程,至于教理文字的内核——实修实证的次第引导及解说则几乎为零,而这些才称得上是真正吸引汉传佛教有识之士们注意力和欢喜心的“法宝”。所以近些年虽有很多的仁波切、活佛不时来内地弘法,但皆流于蜻蜓点水式的走过场,所募化的供养却连年递增,汉地的信众们失望之余热情亦逐年递减。因为时至今日,他们对藏传佛教的了解仍然不出玛呢堆、转经轮、经幡、灌顶加持、甘露丸、金刚结、大放生和布达拉宫的范围,至于龙钦巴、冈波巴、荣素班智达、宗喀巴等大德们的丰富而精深的著作,很多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更遑论深入研究了。难道仅凭那些表相的东西就来和汉传佛教乃至整个汉语文化圈进行双向对话与交流?这不仅不对等,而且实在上不了台面。

从古至今,佛教徒们向来以度尽天下众生为己任的,这作为一种美好心愿与人生方向本无可厚非,但其实很多佛教徒本身就自救不暇,却老是叫嚷着要去当救苦救难的菩萨,藏传佛教徒也是一样。而且,即便你自己信仰坚定,凭什么就要别人听从你的度化与拯救?这些众生原本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你应该是随缘地帮助爱护他们,你应该抱着把自己放得比众生还低的菩萨心态去救济接引众生父母;可是,你偏偏要设想众生已经业障深重至穷途末路,而其它宗教乃至同一宗教门中的其它宗派的佛教都无力救拔的情形,然后你以救世主的姿态挺身而出,扭转了乾坤。这种动机和心态注定是扭曲的,不健康的,夹杂着太多的世俗八法。甚至,我有时怀疑,以上传说的泛滥和《论语》中的“季氏将伐颛臾”十分类似,大凡一个团体、一种文化内部出现了难以解决的危机时,通常都会伺机向外扩张,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达到缓解内部矛盾与冲突的目的。

可是,理智告诉我们,信仰上的霸权主义较之政治上的霸权主义似乎更为邪恶与可怕,试看今日中东的动荡局势就足以明了。而无论出于任何企图的文化侵略都无异于文化自杀;再慈悲的信仰强加也只能换得心灵反抗。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边界定位;任何一种信仰皆源于自发性的虔诚。而侵略过程中导致的边界扩张使得这种文化如同没有轨迹的流水;而强加的结果所导致的虔诚的丧失使得这种信仰亦类似没有流水的河床,岂能汇集成河乃至于源远流长?

此等宗教狂热暴露了那些“精通”佛教义理的喇嘛们在面对众生共业大潮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时的幼稚与无知。而他们的浪漫幻想与救世情结,只不过是私欲为内核、菩萨行作包装的美丽谎言罢了。在这么一个强调理性的时代,此类的宗教狂热还是少折腾一点为妙。至于听者,若是当真,要么太过天真,要么IQ太低、EQ不及格。

 

品牌佛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经济复苏和宗教政策的落实,大陆汉传佛教也进入了苏醒时期。一批劫后余生的老和尚纷纷被请出来,与之相应,教界的整体精神指向了传统与内向,重复古、讲修炼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特征。面对世俗社会的重新认识与尊重,教界难免半信半疑,欲进还退。

但是,这份紧张伴随者九十年代国民经济的起飞,很快就释然了。在呼唤人才的口号中,以往的经院式封闭弘法逐渐被通俗化、学术化演绎替代,佛学院、佛教杂志的创办,各类佛学丛书的编纂也一度如雨后春笋,虽然很多只是昙花一现。这证明教界的脚步已经不自觉地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节奏,只是心理上还落后几拍。所以,当时的转型,一度也招来了“丢掉根本”、“败坏传统”等所谓的愤怒声讨,而“佛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弊病也在这时初现端倪。佛教,原本在社会人生中所担任的角色也由传统观念中的单一平面一下子变得丰富立体起来;当然,这是借着世俗社会中传统文化热的东风所致,也由此引起了诸多教外人士对佛教的兴趣和疑问来。这个时期,姑且称之为教界向世俗社会妥协的适应期。

进入零年代,受台湾佛教的冲击和引导,大陆汉传佛教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群雄争夺市场的“品牌时代”。它以个性化服务为主干,以商业化运作和公司化管理为辅助,当然,它们都共同以现代化理念为内核,构成了当代佛教精神结构的三位一体。其中,最为成功的典范,莫过于台湾佛教的“四大山头”,作为拥有雄厚经济基础和成熟管理经营体制以及完整运作模式的“跨国集团”,它们在执掌台湾佛教牛耳的同时,也几乎左右了整个汉传佛教界未来发展的动向,而大陆教界也在近几年极尽模仿与学习之能事。

所谓的商业化运作,是指在首先考虑经济收益的前提下,为迎合广大信众的信仰消费需求,而在弘法理念上进行的一次革命性调整。它的成功,标志着教界与现代社会的真正接轨。因此,白话佛经的泛滥、经忏佛事的大行其道、与佛教相关的旅游商品应有尽有,乃至寻常商家的揽客伎俩的广泛运用都在所难免。近几年,则更借助因特网的四通八达以适应现代人求快、求新、求方便、求刺激的消费心理,更有甚者,原本无形的忏悔、礼拜、福报和功德等灵性修养资粮也理所当然地被转化成了待售的商品。佛教寺院,日益丧失其庄严的宗教氛围,沦为佛教产业汲汲营利和世俗人求福增寿的交易场所。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佛教转型,还带有一定程度的勉强性,还保有一份对传统的恭敬和畏惧的话, 那么今天的商业化运作则称得上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并且无视先人了。

相应于商业化运作,寺院里配置了以往不曾有过的诸多新机构,在传统的丛林清规被认为早已不敷应用的前提下,公司化的经营管理也就势在必行了 。由于其分工精细、责任到位、讲求效率、注重部门之间的合作等特征,在推出有相的成绩方面实在是功不可没。譬如,为了“龙天推出”某位法师,在评估当前信众市场的需求动向之后;立即对这位法师进行量身定做一批适应市场需求或者领导市场方向的弘法产品,图书、音像制品、网站、博客……应有尽有;然后再对这位法师搞一些相应的包装与炒作,并借势将产品迅速推向市场,争取在短时间内收回投资成本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当然,相关的更新产品也会在日后被不断地开发出来……如此的经营模式,至少在近年来的台湾佛教界已是屡试不爽,惹得大陆的法师们摩拳擦掌,相继效法。

正因此,对佛经论典做出极其通俗化又极具个性色彩的演绎、解说与表现,也就在“消费刺激生产”的市场规律中应运而出。不同的道场,各自成了以某一位或几位法师为自身品牌、相应的各种产品以及配套服务一应俱全的“佛教公司”。而绝大多数的当代高僧大德们也因此在身份上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转换: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法住持者和延续者,而仅仅担当了宣演者和承载者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精神悲剧,或者说是整个教界信仰人格的失落。

终于,在2005年至2006年间,一本薄薄的《苦行头陀墓林僧笔记本》在大陆佛教界红火了一阵子。五音念佛、画格子念佛曾一度风行草偃,尽管,因其自身的故弄玄虚和荒诞不经而最终灰飞烟灭。但它也以反面形象暗示了当前佛教主流的心浮气躁和利欲熏心,引得佛教文盲也想大摆龙门阵。同时也暴露了“品牌佛教”的重大缺陷:发展理念的蜕变导致了宗教内核的丧失殆尽;在努力拓展弘法广度,竭尽所能地开发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同时,已将自身至于边缘化的暖昧地带;媚俗加翻新的接引方式几近于作秀与表演。最终,表面的繁荣只不过暂时掩盖了内在的贫乏而已,山头林立等于给了附佛外道及佛教骗子诸多的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