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晓和诤理论与义天圆融思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  魏常海

 

   中国文化与韩国(朝鲜)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古代,中国与韩国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的儒、释、道等传统哲学思想,对韩国产生了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而韩国化了的儒、释、道等哲学思想,又反过来促进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本文拟就新罗元晓的和诤理论与义天的圆融思想来探讨中韩传统思想的密切关系。

元晓(617-686)幼年出家入佛门。出家后,他历访善知识,问学求道。后来,因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宋高僧传》元晓传),决意入唐求法,与义湘法师结伴同行。途中,行至本国海门唐州界,计求巨舰,将越沧波。倏于中途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龛间隐身,所以避飘湿焉。迨乎明旦相视,乃古坟骸骨旁也。天犹霡霂,地且泥塼,尺寸难前,逗留不进,又寄埏甓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为怪。晓公叹曰:前之寓宿谓土龛而且安,此夜留宵托鬼乡而多崇。则知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龛坟不二。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我不入唐。’”(《宋高僧传》义湘传)于是与义湘告别,携囊返国。

回到家乡的元晓,开始了佛教教理的研究和教化众生的实践。晚年住芬皇寺,专心于著述活动。他一生著述甚丰,广及佛教经、论、律及各家各派的学说,后人誉之为百部论主。其著大部分流传到高丽中叶,但到了李朝则多已佚失,现仅存二十余种。元晓提出的和诤理论在中国和韩国的佛学史上有重要影响,高丽肃宗追封他为和诤国师

义天(1055-1101)本为王子,自幼皈依佛门,勤苦钻研佛法,同时探究外典,金富轼撰《灵通寺碑》载:他学无常师,道之所存,则从而学之。自贤首教观及顿渐、大小乘经律论章疏,无不探索。又余力外学,见闻渊博,自仲尼老聃之书,子史集录百家之说,亦尝玩其菁华而寻其根柢,故议论纵横驰骋,衮衮无津涯,虽老师宿德,皆自以为不及,声名流闻。(见《大觉国师外集》(以下简称《外集》)卷第十二)这说明他在入宋求法之前,即已广览佛典,精心探究,而且对儒家、道家之书,中国百家之说,都有深刻的了解。正因为如此,文宗王褒之为佑世僧统。高丽宣宗王二年(1085年,宋元丰八年)四月,义天入宋求法,在留宋十四个月中,除在杭州华严座主净源讲下受业外,又听慈辩大师从谏讲天台宗经论,还历访诸宗大德,求问宗义,其学并不限于华严、天台。又不仅仅是问学而已,其中还有自己的发挥和传扬。因此,非特僧统资源公而道益进,源公名所以益高,以僧统扬之也。(同上)义天称颂净源德冠古今,学穷微奥(《上大宋净源法师书》,《大觉国师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第十一),净源则把他与义天的师资关系比为慧思与智者大师的关系(见《灵通寺碑》,《外集》卷第十二),在送义天归国时赠诗云:离国心忙海上尘,归时身遇浙江春,休言求法多贤哲,自古王宫只一人。(《外集》卷第十)可见其对义天之器重。义天回国后,在大力宣扬华严义理的同时,又开创了海东天台宗。寂后册为国师,定谥大觉。义天继承和发展了元晓的和诤理论,以圆融为其学说的突出特点。

    元晓的佛学思想不仅在韩国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对中国的佛教思想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晓的主要著述,如《十门和诤论》、《华严经疏》、《金刚三昧经论》、《大乘起信论疏》、《起信论别记》、《游心安乐道》等等,都传到了中国,中国佛教诸宗派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的著述的影响。元晓的《大乘起信论疏》传到中国之后,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被誉为海东疏

    受元晓佛学思想影响最大者,要首推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贤首法藏。法藏在元晓的《起信论疏》与《起信论别记》的影响下,撰写了《大乘起信论义记》,并在《义记》中大量引用了海东疏的内容。不仅如此,法藏的《华严五教章》中的断惑义,是在元晓《二障义》的影响下写成的,而《华严五教章》中的空有论也受了元晓《十门和诤论》的影响,其教判理论则受到元晓《华严经疏》的影响。

    除法藏外,受元晓影响较大者还有慧苑、澄观、宗密、慧沼、李通玄、湛然等。唐代之后,宋代知礼、子璿等人的著作中皆有受元晓思想影响的痕迹。唐末五代永明延寿是主张佛教诸宗派会通的一位著名学者,他在《万善同归集》中引述了元晓的思想,在《宗镜录》中介绍了元晓的悟道颂,并盛赞其为大彻大悟者,说元晓智日月该,识人天贯,正法大全得,真如密洞悉,师乃大彻大悟者。(参见闵永圭《元晓论》、金相铉《元晓名号考》)

    另外,宋《高僧传》记述,元晓作《金刚三昧经疏》,疏有广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华,后有翻经三藏改之为论焉。(见《宋高僧传》元晓传)这是说,元晓的原书名为《金刚三昧经疏》,该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翻经三藏改之为’”,可见当时中国佛教界对此书的重视程度。《金刚三昧经论》在中国广为传播,历代有不少学者依此作《金刚三昧经》的注释。

但是,元晓佛学思想的形成,基本上是植根于中国佛教,他所处的时代,汉译佛典差不多都已传到韩国。他浩瀚的佛学著作,不管是宗要纲目,还是别记等,全都是依据中国传到韩国的汉译佛典。

元晓一直关注中国佛教的发展,对中国佛教抱着仰慕之情,因而才有赴唐求法之举,虽然未能达到入唐的目的,但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佛教的深入研究。他对所能接触到的汉译佛教经典,不分大小乘、经律论,一一作疏,撰写宗要。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和吸收,即如他的《大乘起信论疏》也参考了慧远的《大乘起信论义疏》,又反过来对法藏等人产生影响(参见拙文《〈大乘起信论〉三疏比较》,商务印书馆200412月《哲学宗教与人文》)。元晓在综合性的佛学研究中,提出和百家之异诤(《涅盘宗要》)的观点与方法,以和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