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眉任笔酬

 

——我的因明研究回顾

 

沈剑英

 

一、缘起

我的治学经历颇为曲折。我原本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后来却转向了抽象世界,改治语言和逻辑,这是过去严酷的政治环境所使然。在文革中,为避祸我自毁了多部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的手稿,自是痛心之极!但是在那个极思潮猖獗的年代,那些手稿一旦被造反派抄走,经过他们上纲上线地歪曲,莫须有的罪名便会落到我的头上。文革革掉了我的文学梦,所以我决心远离文艺这个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以求自保。后来我总算是走出牛棚,跻身于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的行列,从此改行搞起了语言和逻辑的教学,并且开始涉猎印度逻辑,尤其是因明。但因明毕竟是佛家逻辑,带有一点宗教色彩,所以我只是从图书馆借来书闭门研习,从不与外人道,遇有疑义,亦无处可以请益咨疑。

我真正开始研究因明,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春我第二次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在劳动的后期,突然传来四人帮倒台的喜讯,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当年杜甫听到安史之乱终于平息时的那种极度喜悦的心情,我亦真正地领略到了。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我即注入较多的时间来研究因明,后来我又从专营旧书的上海书店买到尘封已久的多种因明旧籍以及比较逻辑一类的书,更增益了我对因明的了解。至1978年,我已将研习因明的心得整理成《因明学概论》一稿(后来正式出版时更名为《因明学研究》)。

 

二、际遇

19798月,首届全国逻辑代表大会在北京通县召开,逻辑界的名宿皆来与会,盛况空前。我当时提交的就是《因明学概论》的打印稿,此稿受到与会同仁的关注,我也因之被推举为中国逻辑学会的理事。

会后我又重新修订了书稿,但书稿在谋求出版的过程中却经历了挫折。最初是商务印书馆表示愿意将此书列入选题计划,后来又突然变卦,且态度傲慢。然后是一家地方出版社,当时出版社里还在闹派性,一派力主采用,一派却持反对态度,两派相持不下。如此相继,前后拖延了将近五年,至1983年才有了转机。那时王元化先生正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总编辑,计划编一套《中国学术丛书》,他对因明研究甚为关注,就将拙著列入该丛书。我也将《因明学概论》易名为《因明学研究》,这乃是拜商务印书馆某编辑之所赐,因该编辑对概论二字颇有微词,我就只得改称研究了,只是少了一些自谦的意涵!《因明学研究》于19855月正式出版,是这套丛书中出得最早的一本。这是我的一大际遇,其背景是改革开放已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人们已从极年代的政治枷锁和思想桎梏中逐渐解脱出来,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青睐。所以这套丛书陆续又出版了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和《中国民族史》、柳贻徵的《中国文化史》(上、下两册)、伍蠡甫的《名画家论》等,都是一些享有盛名的前辈学者的传世名著,拙著能忝列其中,自是莫大的荣幸,也说明这套丛书具有不拘一格的开放度,这也是时代观念更新的结果,改革初期余毒犹存的那种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

《因明学研究》出版以后,受到各方的关爱:如此书于1986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91年,我国台湾编纂《中华佛教百科》时,从此书中采撷了数万字(经我同意授权);1994年,台湾智者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繁体字本(经我同意授权);1996年,东方出版中心重印此书(连同第一次印刷,印数达17500册);2002年,东方出版中心又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这都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才能出现的事情,要在过去,这种纯学术的冷门著作连出版都难,更不用说评奖、再版和两岸交流之事了。

 

三、垦荒

随着国家的发展,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们的治学条件和生活环境均大为改善,得以心情舒畅地从事研究和著述。而且对因明深入研究以后可以发现,其有待开垦的荒地很多,需要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去做,要不惜耗时费力才能成其一隅。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就是抓大放小。顺着既定目标走下去,尽量不要为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而分散精力。准此,多年来我主要致力于下列六个项目的研究和著述:

1、译解《因明正理门论》

《因明正理门论》是印度中古逻辑之父陈那创立新因明的奠基之作,是汉传因明的基础文献。但是这样一部重要论典,由于文简义奥,历来解者不多,且散佚几尽,今唯存神泰《因明正理门论述记》残卷一种,释文至倒离止,以下佚失,仅存五分之二左右。民国时期丘檗曾作过《校疏》,然较简略,少有影响。1988年,为了给研究生开《因明正理门论》研究这门课,我用了年余时间写出了《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后来收为《佛家逻辑》的下卷(上卷为《佛家逻辑论》)。拙著《佛家逻辑》由北京开明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嗣后,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将此书列入佛家名著选刊,于1994年印行了台湾版(事前经我同意授权)。2007年我又应中华书局之邀,将《因明正理门论》从《佛家逻辑》一书中抽出来,重加修订,补写了导言,单独成书(《真如·因明学丛书》之一)。

2、主编《中国佛教逻辑史》

印度的古因明早在东晋末即已译传至我国;唐代时,玄奘又译传了陈那的新因明,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宋代,汉传因明衰落,而藏传因明崛起,成果璀璨;民国时期,藉着一些因明文疏从日本取回重印,汉传因明的研究终于复苏再兴。但是这一历史以往缺少总结,所以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即计划着编撰一部《中国佛教逻辑史》。然就我而言,难度最大的是藏传因明部分。早在撰写《中国逻辑史·唐明卷》时我与藏传佛教专家王森先生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卷由我担任责任编委,其中我负责写汉传因明史,王老则负责撰写藏传因明史。后来我想请王老在此基础上再加展开,作为《中国佛教逻辑史》的第二编,不幸王老病体日衰,不久即与世长辞!我也曾亲赴拉萨想邀请杨化群先生担纲藏传因明部分,但他那时已中风偏瘫。待《中国逻辑史》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立项不久,杨先生也溘然离世了。最后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克服编写的困难,由编写组成员姚南强挑起藏传因明的编撰重任。《中国佛教逻辑史》于1992年批准立项,至1998年结项,用了六年时间。此书于2001年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3、译介《遮罗迦本集》第三编第八章

《遮罗迦本集》(Carakasamhita)是古印度内科学的一部医书,其中第三编第八章专门阐说论议原则(古印度逻辑和论辩学说),这是印度最为古老的逻辑文献,与其同时代的佛教逻辑文献则为《方便心论》。《方便心论》早在东晋末年即由佛陀跋陀罗译传来华,而《遮罗迦本集》的逻辑学说则迄未译介。所以我于1998年据宇井伯寿的日译转译为中文,并据《方便心论》、《正理经》、《正理疏》、《如实论》等古印度重要的逻辑文献诠释和论析遮罗迦的逻辑学说,撰写了三万字的长文,题为《遮罗迦本集的论议学说》。此文最初发表于台湾《正观》杂志第八期(19993月),后又刊于岳麓出版社出版的《戒幢佛学》第一期(2001年)。

4、校释唐净眼两种因明疏抄的敦煌写卷

净眼乃奘门大德,撰有三种因明著作,其中两种录存于敦煌藏经洞,终于安然度过了千余年。这两种写卷就是《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由佚名书法高手以草书抄写在一个卷子里。写本保存较为完好,唯草书不易辨识,故此卷虽于清末即已出土,然乏人研究。1986年,日本学者武邑尚邦曾对此卷作过初步研究,并写出释文,但由于我孤陋寡闻,而未能从一开始就借鉴他的成果,却做了许多重复劳动的事!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亦未必一无好处,因为我ԌEԌߋ到武邑氏的释文,就很容易发现彼此释文的长短,从而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补己之不足。拙释《敦煌藏经之净眼法师因明论疏写卷》由杭州华宝斋书社于2002年公开出版。最为难得的是此书系线装本(一函二册),十分精美,而且赶在我七十初度之际出版,该社还如期送来七十册赠书,价值堪称不菲。我原以为像这种高价书(定价580元)恐怕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的,数年后我到杭州清河坊步行街游览,在街首华宝斋门市部见到陈列的此书,问起销售情况,不意答称已售罄,仅剩这一部样书了,惊讶之余亦感一丝快慰。

5、对敦煌遗书中的因明写卷作全面考察

净眼《略抄》与《后疏》的敦煌写卷的释文出版后,一些学者(如刘培育先生)建议我对净眼二疏作诠释。但这项工作难度甚大,而且要诠释还必须随文论析、指其长短,我并无把握做好此事,只能试着一步步地去探其幽径。幸亏我对陈那《因明正理门论》作过研究,又对《唯识论》有所涉猎,而且对文轨《庄严疏》和窥基《大疏》等皆所熟悉,终于写出《<略抄>研究》上、下两文和《<后疏>研究》上、下两文,这几篇文章都比较长,每篇约三、四万字,依次刊于台湾《正观》杂志第31期(2004年)、第37期(2006年)、第43期(2007年)、第44期(2008年)。

诠释和评析净眼因明二疏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在这一过程中,我又确立了新的目标,即扩大审视范围,对敦煌遗书中的因明文献作全面考察。于是我又校点了敦煌写本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上残本和《过类疏》断片,并写出二本的释文。在此基础上,我又撰写了《文轨及其<因明入正理论疏>》一文,对《文轨疏》的历史地位、流传和散佚的年代以及《文轨疏》复原等问题作了论述,此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在敦煌遗书中,除了上述四种因明写卷外,据我所见,尚有《因明论三十三过》写本、《因明入正理论》写本残卷、《能立能破俱正智所摄》写本残卷三种。以上第一种是学习札记之类,其本身学术性不高,但抄录在《因明论三十三过》之后的《金刚经纂读诵功德记》中却出现了一个时间座标,即此卷乃形成于元代天历元年(1328)之后,比藏经洞的封洞时间晚了三百余年,故虽属敦煌遗书,却非藏经洞中之物,由此可知,晚至元代中期犹有僧人在研习《因明入正理论》。第二种写本抄录的是因明论典,由于此论定本流传至今未尝佚失,故写本的研究价值亦属一般。第三种写本则是一件古废品,当是宋以后的东西,只能说是信手写来而已,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对此我在《唐代因明研究与敦煌因明写卷》一文中均作了概括的论介,此文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校补《因明入正理论文轨疏》

在全面考察敦煌遗书中的因明写本以后,我又萌生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重新校补《文轨疏》。文轨所撰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是唐代因明研究鼎盛期中较早也是卓有影响的一部文疏,但它早在两宋之际即已散佚,流传至日域的《文轨疏》至18世纪后半叶也仅存第一卷了。1933年在山西赵城发现《金藏》,其中有《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经考证,这就是《文轨疏》第三卷的后半部分。于是南京支那内学院在1934年根据《续藏经》所收的《文轨疏》卷一和赵城本《过类疏》残卷,并辑录善珠《明灯抄》、藏俊《大疏抄》等文献所引《文轨疏》文句,整理成《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四卷,这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比较完备的一个文本,它在因明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随着对敦煌因明文献的整理,又发现了不少《文轨疏》的佚文,具备了再次校补《文轨疏》的条件,所以我就着手校补工作。首先,我据经录所记,将《文轨疏》按三卷复原,将新发现的佚文依次辑入各卷。其次,校订《庄严疏》辑自《明灯抄》、《大疏抄》、《大疏裹书》等所引《文轨疏》的佚文,并补入一些漏辑的佚文。第三,校勘时遇有异文、脱漏、衍字和错字等,皆选优择正纳入文本,并出校记说明;对《文轨疏》中引用经论之处,则加注释指明出处。我所出的校正和引文出处注释达173条。《<文轨疏>校补》发表于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因明》第一辑(20083月)。

以上456项成果最终汇编成一书,即《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6月出版。

 

我研究因明已三十五年,真正出成果的时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常暗自庆幸,我遭逢阳九之厄时年纪还轻,还经得起折磨,甚至在自胜的心态下,苦难还有励志的一面,我相信总有苦尽甘来的一日,这正是支撑我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读书积累知识的力量。要是到老了再受难,那才是真苦,很难再有作为了。

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终于一步步进入万象更新、政通人和的盛世。我们欣逢其时,受益甚多,感受至深。所以我的感怀诗中有句云:欣逢晚岁多晴日,始得舒眉任笔酬。我虽然已届暮年,然心态不老,思维犹健,依然乾乾终日,犹欲于有生之年在学术研究上多尽一己之绵力。若能为后人做一些铺路的工作,则是我之所愿。